經歷近一個月的波動后，中國光伏企業逐漸平靜，開始集體摸索“后補貼時代”之路。視覺中國圖
“新政并沒有限制不靠補貼的新增項目的規模。能不靠補貼的企業就可以活著，而沒有成本控制和研發能力，達不到平價上網的企業，就是落后產能，終將遭到淘汰。”
在2018年兒童節前一天，5月31日，發改委、國家能源局、財政部三部委聯合發布的一紙通知，端走了中國光伏行業的“奶瓶”。
在光伏發電新增裝機連續5年全球第一，累計裝機規模連續3年位居全球第一的背后，中國光伏行業長期依財政補貼而生，而這份《關于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的降低補貼、嚴控光伏電站規模，震撼了光伏業。
“5·31光伏新政”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光伏史上極具標志性的事件。
“將光伏發展重點從擴大規模轉到提質增效上來，著力推進技術進步、降低發電成本、減少補貼依賴，從而推動行業有序發展、高質量發展。”6月11日國家能源局新聞發布會上，相關發言人對光伏新政的目標做了如上解釋。
長期補貼“喂奶”的產業背景下，對于高速行駛的光伏企業，新政相當于在F1賽道上突然升起的一道坎，恐慌、聯名上書、焦慮、緊急應對……經歷近一個月的波動后，中國光伏企業逐漸平靜，開始集體摸索“后補貼時代”之路。
慌亂的第一周
5月31日早上，新政發布前，河北英利因能副總經理任曉坤已經在許多微信群里收到了小道消息。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家都在傳，不知真假。”
當天下午，廣州三晶電氣總經理歐陽家淦剛剛參加完一個光伏行業展會，正在回公司的路上。新政的消息出現在他的手機上時，“心里有些恐慌，第一個感覺是下半年企業怎么辦，趕緊從不同渠道不斷搜集信息。”
從企業到光伏產業研究者，在收到5·31新政消息時普遍有些懵。華夏能源網總編王康鵬認為，新政的反響超過以往的任何一次降補貼政策，是因為新政文件剛發出來就立即執行，不像以前的政策從發布到落地間留有間隙，使企業們有做準備的時間。
在王康鵬看來，近年來，補貼接連下降，因而業界對新政將補貼電價下調5分錢的措施已有心理準備。影響更大的是光伏項目建設指標的控制——通知規定，不安排2018年需要國家補貼的普通光伏電站建設，并將2018年新增分布式光伏電站規模控制在10GW左右。
“1-4月份已經新增8.75GW的分布式電站，相當于下半年不用干了。”一名分布式光伏從業者向南方周末記者苦笑道。
新政發布的第二天，一家山東企業的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還考慮不了下半年的事情——眼下，該公司在5月之前與散戶簽約1000千瓦的設備，新政出臺后，給用戶的補貼無法落實。
在一名從業者看來，最先受到沖擊的必然是那些已經開工和正在申請備案的電站項目。按照通知的意思，如果電站項目在5月31日前沒有并網投運，恐將無法納入補貼范圍內，將直接面臨項目停滯的窘境。因為“沒有補貼，這些電站運行就是賠錢”。
資本市場的反應把光伏行業的不安推向高潮。6月4日，“5·31新政”后的第一個A股交易日。陽光電源、中環股份、福斯特和隆基股份等4只光伏龍頭股，在開盤后便迅速跌停。光伏板塊20家企業全線飄綠，一日蒸發147億元市值。上市公司隆基股份和保利協鑫能源都婉拒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要求。
光伏電站的補貼一般由當地電網公司墊付。新政一出，一些地方電網也反應迅速——6月6日，國家電網河北省電力公司下發通知稱，自6月1日起并網的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停止墊付國家補貼。
這讓正在和散戶扯皮的企業更加緊張：即便用戶答應安裝，并網和備案也不易。
遏制企業非理性擴張
面對不斷發酵的輿論，6月8日，國家能源局副局長綦成元主持召開座談會，6月11日國家能源局新聞發布會，也是想給光伏行業喂“定心丸”。
6月20日，國家能源局綜合司發布了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電網企業“不得以項目未納入國家補貼建設范圍為由”，擅自停止光伏發電項目的并網、備案和地方補貼墊付工作。
新政出臺如疾風驟雨，但事前并非毫無蹤跡。
早在2017年5月，國家能源局就下發通知稱，各省不得超規模安排建設可再生能源項目，一些從業者已經嗅出政府的態度變化。
更明顯的信號彈發射于2018年4月24日。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李創軍介紹，“今年擬安排10GW規模用于分布式光伏建設”，與之后的5·31新政相一致。當時業內普遍以為這是放出了2019年的指標，“沒想到5·31就來了”。
一種觀點是，新政出臺如此之急，恰是因為分布式光伏增長過快。不同于戈壁灘上的大規模光伏電站，供應工商業和家庭用戶的分布式電站往往不是地方眼中的“大項目”，但這些建設在村民、市民屋頂上的光伏板積少成多，分布式光伏電站在2017年就新增20GW。
“以前政策對分布式光伏有很多優待，但規模增長這么快是政策無法預見的。”王康鵬說。
而光伏產業過度發育后的產業亂象，也引起了主政者的深思。
王康鵬稱，太陽能的特性是資源的分散化，而分布式光伏可以在家家戶戶和企業安裝，是最符合太陽能特點的利用方式。在中國的現實場景中，戶用分布式光伏的主要市場是農村。這就帶來問題，“在農村，大部分用戶缺乏技術辨別能力，往往只看到價格的高低。”
于是，分布式光伏爆發式增長中，翻新光伏組件冒充全新組件，甚至以空頭項目騙取國家“光伏扶貧”政策補貼的例子層出不窮。
在購買力不足的農村，另一個噱頭是零首付的“光伏貸”。銷售商向金融機構和農村用戶兩頭許諾，依靠國家補貼可以讓用戶在數年內回本，之后賺的錢都是自己的。
歐陽家淦判斷，因為新政限制戶用分布式光伏補貼規模，影響了戶用分布式光伏的盈利能力，銀行等金融機構將大大減少“光伏貸”，依靠“光伏貸”推銷的企業將不得不退出市場，或者重新思考商業模式。
這一趨勢也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本意。“隨著光伏發電補貼強度下降，遏制企業非理性擴張。”國家能源局發言人在上述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表述。
國家能源局此前發布的《太陽能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到2020年，全國光伏累計裝機容量的目標為105GW。但截至2018年4月，全國裝機容量已超過140GW。
中國光伏狂飆突進背后的支撐是財政補貼，而補貼留下的財政“窟窿”，已經悄悄把這場狂歡推向懸崖邊。根據能源局數據，截至2017年底，累計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缺口總計達到1127億元，其中光伏補貼缺口455億元，約占四成，且呈逐年擴大趨勢。
旨在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的綠證制度推出一年后，由于當前光伏項目補貼強度超出風電較多等因素，光伏綠證交易量僅150個，并不理想。
光伏發電的消納也成為讓一味引進光伏項目的地方所頭疼的問題。“棄光”，即放棄光伏所發電力，成為不少地方的無奈選擇。經過多方努力，2017年全國棄光率已經下降，但個別地區仍很嚴重。在國家能源局的解釋中，解決棄光問題，也是5·31新政出臺的一大原因。
出海、壓縮產能、重視運維
6月17日，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任曉坤已經從茫然中平復下來。“國家有這個要求，作為企業就要接受且積極應對。從文件中還是能感覺出，國家對未來光伏發展還是持堅定的支持態度。”
欣欣向榮時，光伏產業是地方主政者眼中既環保又面向未來的“好孩子”。只要故事講得好，土地、貸款、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都會紛至沓來。現在新政襲來，出海和壓縮產能，是絕大多數光伏企業最現實的選擇。
看到國內戶用分布式光伏2017年的興盛，主要業務在海外的蘇州阿特斯公司正準備在2018年開拓國內市場，中國區戶用光伏團隊剛剛于年初組建。新政出臺后，阿特斯市場部的梁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今年中國區的戶用光伏市場可能會減少。我們肯定謹慎考慮、調整，不會一條道走到黑。”
梁晨坦言，因為蘇州阿特斯70%的業務在海外，所以并未受到5·31新政太多影響。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解到，海外業務比重較大的光伏企業，普遍在新政風波中處之泰然。
歐陽家淦記得，新政出臺后自己想到的第一條對策，就是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三晶電氣很早就在海外有業務，這幾年因為國內市場好，海外業務比重有所下降。現在是時候把資源重新配置給海外了。”
2018年3月份的一次市場調研，讓歐陽家淦預計2018年全國戶用光伏規模增長放緩，從年初預期的80萬戶下調至50-60萬戶，他因此相應調整了2018年企業業績目標，并壓縮了資源配置——降低營銷預算、縮減產能。
行業風傳，“6.30搶裝潮”過后，7月份所有光伏原材料和組件都會大幅降價。歐陽家淦坦言，身為光伏逆變器生產商，三晶電氣也必須適當調整市場價格，以支持無補貼自發自用中小工商業分布式光伏發展，“現在整個產業都是拴在一根繩上的螞蚱”。
加大運維業務也被視為涅槃中的希望。
熊貓綠能新推出了“熊貓運維”品牌，計劃用自身2G瓦的電站運營經驗來為行業內提供運維服務。研究戶用光伏的劉晶璽也看到了這一行業“痛點”：戶用光伏電站的壽命平均是25年，只有不斷維護，才能保證電站的發電效率，從而保障用戶發電收益。然而現實是，許多小型經銷商只管銷售和安裝，不管運維。
“運維已經被行業提上了議事日程。”任曉坤說，她所在的企業已經開始布局運維服務板塊。
平價上網，遠非終點
光伏業內普遍認為，沒有補貼的情況下，老百姓屋頂上的戶用光伏市場在2018年下半年會萎縮，增長點的希望在于工商業分布式光伏——中國的工商業電費遠高于家庭電費，更有可能不靠補貼實現盈利，也即業內孜孜以求的“平價上網”。
“新政并沒有限制不要補貼的光伏裝機規模。能不靠補貼的企業就可以活著，而沒有成本控制和研發能力，不能盡快實現平價上網的企業，就是落后產能，終將遭到淘汰。”王康鵬也有類似看法。
事實上，中國光伏行業在世界上不僅勝在規模，更勝在技術快速迭代，促使原材料和光伏組件成本快速下降。新政的出臺，也考慮到2018年光伏組件價格降速較快的因素：光伏組件平均價格與去年底相比降幅已達約17%。
根據光伏行業“十三五”規劃，光伏業界原本期待實現平價上網為2020年。新政問世，相當于將這一期限提前了兩年，也意味著一場淘汰賽提前上演，并將比兩年后更加殘酷。
歐美國家光伏產業普遍經歷過與中國類似的“補貼-降補”的生命歷程。其中德國光伏行業因降補造成劇烈洗牌，尤為值得鏡鑒。在6月13日國家能源局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也介紹，三部委在政策研究制定過程中，借鑒了德國、西班牙、捷克等國家經驗。
2014年，德國政府開始考慮減少光伏行業補貼，2016年在全國鋪開競價模式。此后德國每年新增光伏裝機容量減少為原來的1/5。適逢中國的光伏產品大量涌入，德國主要的光伏企業陸續破產，其中包括德國最大光伏企業Solarworld公司。至今，德國光伏裝機容量仍未恢復到政策調整前的水平。
“全球光伏產業都是政策催生的，所以每一次政策變動必然帶來沖擊”，王康鵬說。
降補造成的光伏產業動蕩，反映出光伏能源的性價比仍然難以與傳統能源相匹敵，因而遲遲無法邁入市場化的大門。
在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看來，如果將環境成本計算在內，光伏未必就比傳統能源貴。“即使做了處理，煤電依然會產生溫室氣體。現在用煤電價格來要求光伏電，是沒有看到光伏電的環境效益。”
根據能源局的答記者問，在領跑基地項目中，競爭產生的上網電價較當地標桿電價已有下降，其中，最低電價為青海格爾木基地的0.31元/千瓦時，已低于當地燃煤標桿電價。
“長遠來看，傳統能源的資源越用越少，會越來越貴;太陽能則是取之不盡的，隨著技術進步，成本會越來越便宜，甚至無限趨近于零。”
王康鵬則更期待在未來，光伏能夠與傳統能源公平競爭，甚至逐漸取而代之。“長遠來看，傳統能源的資源越用越少，會越來越貴;太陽能則是取之不盡的，隨著技術進步，成本會越來越低，甚至無限趨近于零”。“以此為出發點，平價上網只是起步，還遠遠不是終點。”王康鵬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