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能源的發展成就充分說明上網電價補貼政策卓爾有效。上網電價政策的最大優點是能錨定發電品種全生命周期的收益，給予投資者明確的價格信息，在某個新行業發展的初期能夠有效支持啟動。
隨著風光裝機的急劇擴張，新能源總補貼也在急劇增長。比較2012年與2016年，按平均上網電價計算風光補貼總量，2012年補貼總量約為600億元，2016年擴大到1800億元。雖然這一期間國家有幾次略微調低了風光補貼水平，但補貼總額仍然跟隨規模持續急劇擴大。理論上說，給予新能源的補貼應該由銷售電價中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費進行補償。2012年中國可再生附加費為0.015元/千瓦時，2016年提高至0.019元/千瓦時。依此計算，2012年中國“新能源補貼”賬戶還有150億元盈余，到2016年就轉為約700億元虧空。基于此，2016年有呼吁要將可再生附加提高到三分錢，然而即使這樣也只能在2016年實現大概平衡。然而2017年中國光伏裝機又大幅度增長，短短九個月完成了42GW，帶來近300億元的補貼需求。另外，由于新能源發電的不穩定性，其消納也會給電網帶來成本（如穩定性等）增加，雖然這部分成本難以明確計算，但隨著新能源發電比例的增長，也可能是比較大的“補貼”。
因此，新能源的擴張必然帶來補貼迅速增加。不同的解決方式導致有兩個現象：一是銷售電價的快速增長（如德國）；二是維持高補貼（中國）難以抑制低效裝機，棄風棄光現象難以避免。
德國的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引致了顯著的電價上升，十年來接近翻倍，使德國成為了歐洲電價最高的國家之一。其中，增長最大的部分就是可再生附加，現階段德國可再生附加費將近人民幣0.8元，僅此一項就相當于中國的平均銷售電價。電價上升對德國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造成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導致反對力量很大，因此近兩年德國的新能源發展急劇降速，風光年裝機降至10GW以下，迅速讓出了世界新能源發展領頭羊的位置。
當然，中國棄風棄光現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國能源稟賦的不平衡，西部新能源發電集中但風電光伏消納能力有限。考慮到中國電力市場的實際情況，電價市場化將是一個較長過程。如此，盡管政府努力，如果新能源裝機快速增長，比較大的棄風棄光現象會客觀存在。所以，現階段政府應該考慮降低新能源發電補貼，轉變補貼方式和產業鏈節點，并爭取早日取消補貼。
首先，補貼終究是臨時和不可持續的，由于新能源補貼額快速大幅度增長，補貼的負擔必然導致補貼降低和取消。任何行業都難以依靠補貼規劃長遠發展，由于風電光伏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補貼對其發展的邊際刺激效應已經大幅度降低。在碳排放限制的大背景下，通過對傳統能源發電施行環境稅、碳交易、碳稅等政策對促進新能源發展會更有效。這樣既可以市場化手段限制火電的發展，也可以結合電力市場化，實現多種發電品種的競爭，更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提高整個電力行業的效率。中國政府可以向德國學習，提前發布明確的補貼降低與退出時間表，給予市場確定的預期，從而抑制搶裝等行為。
其次，在短期電力過剩的大背景下，根據裝機成本下降及時降低補貼可以抑制低效裝機。降低和爭取取消補貼，可以倒逼風電光伏制造企業與發電投資者更加主動地降低成本，也可以促使他們擇優選擇更經濟性的項目。特別是在立項前能更深入地研究項目的消納問題，如何更好地實現發電與用電的結合以保證項目收益。改善棄風棄光現狀必須通過經濟手段，進行風電光伏發電的“供給側改革”，提高其發電投資效率。
再次，降低的新能源補貼可以部分用于解決電網消納和商業模式創新。對于新能源發展，電網成本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隨著風光比例增大，電網成本會大幅度增長，電網智能化是減少電網成本的主要途徑，政府可以幫助解決一部分電網智能化技術創新的成本。另外，解決棄風棄光，新出現的儲能、微網、需求側響應等商業模式也需要早日獲得政策支持。
最后，補貼需要用來支持新能源本身的進一步技術進步與創新。只有技術進步帶來的成本下降才是永久的。21世紀必然是新能源的發展世紀，這個有共識。然而幾十年后看，解決人類能源需求的清潔技術路線可能不一定是現在占主導地位的幾種模式，新能源的研發與新型技術進步仍然需要充分的資金支持。近年來，一些新能源技術路線受成本因素而被壓制發展，需要政府補貼支持發展的初始時段。
我們說，好鋼要用在刀刃上。中國新能源已經邁入發展壯大的階段，政府的補貼政策也可以有更大、更靈活的操作空間，政府需要通過更好的補貼設計，立足長遠解決新能源發展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