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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到2020年，力爭光伏發電達到1.5億千瓦，光熱發電達到500萬千瓦，力爭風力發電達到2.5億千瓦。值得關注的是，其中光熱發電的規劃裝機目標由原定的10GW調整為5GW，而這可能將被寫入最終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

       國家能源局于去年的12月15日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發改委能源局等有關部門下發的《太陽能利用十三五發展規劃征求意見稿》提出到2020年底，要實現太陽能熱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1000萬千瓦，目前來看，這一目標最終被壓縮至500萬千瓦。風電和光伏的裝機目標未變。

 《國家能源局關于組織太陽能熱發電示范項目建設的通知》已明確第一批太陽能熱發電示范項目共20個，總計裝機容量134.9萬千瓦，同時明確在“十三五”時期，太陽能熱發電項目均應納入國家能源局組織的國家太陽能熱發電示范項目統一管理，且只有納入示范項目名單的項目才可享受國家電價補貼。這意味著十三五期間，國家能源局還將組織開展365萬千瓦的示范項目建設工作。

 以下報道引自21世紀經濟報道：

 朱明分析，目前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政策的關鍵問題在于部分政策落實不到位，典型代表是《可再生能源法》要求的全額保障性收購政策落實不到位、可再生能源補貼政策滯后問題突出、可再生能源優先調度政策受化石能源和地方政府干涉沖擊較大等，已成為制約我國可再生能源健康發展的關鍵問題。

 朱明表示，已發布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明確了風電、光伏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的有關要求，但今后工作重點也在明確責任，并通過能源監管的手段，強化落實，保障效果。

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孟偉在書面發言中指出，推動可再生能源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在于全面落實可再生能源法。下一步將加強可再生能源法實施情況的總結和評估。

“棄水、棄風、棄光”形勢嚴峻

朱明介紹，雖然《可再生能源法》實施十周年了，但是不少地方政府、電網、發電和用能企業等都還沒有正視可再生能源的地位，仍喜歡用化石能源。

目前，西南地區“棄水”、三北地區棄風形勢愈演愈烈，成為阻礙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最大瓶頸。

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穎介紹，可再生能源發展遇到的兩大突出問題之一即先行并網制度落實不到位，全國棄風棄光現象嚴重，2016年上半年，全國棄風電量326億千瓦時，棄光電量37億千瓦時。

國電集團副總經理謝長軍介紹，今年上半年全國“棄風率”達到21％，超過了2013年的17%，達到歷史最高值，三北地區七個省區達到或者接近20%，新疆和甘肅甚至達到了47%和45%。

 “在經濟增長乏力、全國電力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棄水、棄風問題在短期內很難破解，且有進一步惡化之勢。”謝長軍分析。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戰略研究與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介紹，盡管“棄水、棄風、棄光”現象這么嚴重，但卻沒有發生一起可再生能源企業依法維權的案例。這表明依法治能之路尚且漫長。

 謝長軍建議，從立法角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跨區輔助服務機制，明確規定東、南部發達省份對西部富余可再生能源電網的接納業務，并對受電方進行一定的經濟補償，從而打破地方政府條塊分割的現狀，下好全國可再生能源消納的全國一盤棋。

 “建議我國學習世界可再生能源立法典范的德國在可再生能源并網方面的立法標準。”謝長軍建議，德國在作出原則性規定之后，進一步闡述具體操作方式。

 例如，在規定可再生能源電力并網義務時，從具體操作層面對電網運營商的程序和步驟，處理并網請求的期限等進行了明確而周全的規定。

 可再生能源補貼方式將調整

 王仲穎介紹，《可再生能源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資金不足。截止到2016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累計達到550億元。

 “盡管第六批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下發在即，但隨著可再生能源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將達到600億元。”發改委價格司副處長支玉強介紹。

 支玉強分析，造成現在這種補貼資金缺口很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自備電廠規模的快速擴大，由于它們基本不交或者較少地繳納包括可再生能源附加在內的政府性基金，因此可再生能源附加的理論征收額度與實際征收額差別比較大。

 支玉強介紹，在“三去一降一補”的背景下，大幅度地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增加工商企業的電價的負擔，不符合宏觀經濟的形勢需求。這也說明可再生能源電價政策難以為繼。

 隨著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度和綠色電力證書的交易機制的建立，我國現行的可再生能源電價政策也將相應的調整和完善。

 支玉強解釋，現在這種燃煤標桿電價加上可再生能源附加組成可再生能源發電電價將調整，首先可能就要施行“價格”和“補貼”的分離。

 體來說，作為電能，可再生能源發電與燃煤發電、核電沒有本質的區別，這種電能的價格在市場上應按照統一的機制通過競爭去發現價格；財政補貼部分，把現在這種差價補貼變成定額補貼，根據國家對可再生能源發展規模的需要去設定補貼的目標。

 “當條件成熟時，推進我們的配額加綠色證書交易機制，通過市場來發現補貼的標準。”支玉強介紹，隨著補貼強度的逐步降低，最終的方向就是要取消補貼，真正實現可再生能源的持續、健康的發展。